总体而言，来自吴语区移民经济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生活条件远高于江淮官话区移民（即苏北人或称江北人），传统上优越感较强，而后者则经常感受到歧视。来自其他各省的移民数量相对较少，其中较为重要族系来自广东省的移民，人数约有数万。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世居于此的本地人，客观上造就了一个当时的新上海。

　　第二批老移民来自江苏北部的江淮官话区和中原官话区，被江南的苏南、浙江人称为江北人，传统上大多聚居于苏州河以北西北部的闸北、普陀；也有不少人住在城市东北部的杨浦、虹口，与来自浙江宁波等地的移民杂居。老城厢南市等区域也有部分苏北移民迁入。这些地方大致上就是上海人传统观念中的“下只角”区域。在大上海，这个城市曾经有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这个城市的标记：全城歧视苏北人。即使在当今，这种歧视依旧存在，根深蒂固。所以在上海，“苏北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族群的分类概念，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分类概念了。

　　这一般以宁波人和绍兴人的后裔地位为最高，苏北的为最低，这种局面几乎是要持续至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随着九十年代浦东开发，社会变化的加快，时代的进步发展以及移民城市内各群体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正不断趋向缓和，曾经有过的歧视与偏见逐渐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趋于消解，但是在中老一辈之间还是大量存有这种观念。

　　长岁月中，上海行政区域的划分经过多次更迭，城市区域不断扩张，人口也随之急剧变化与增加。秦汉时期，上海地区隶属江苏为中心的海盐县，明清时期，上海隶属江苏为中心的松江府，1912年后，上海一度为江苏的沪海道。“身世复杂”的上海城区和上海郊区相比，郊区人口变动相对较小。浦东、奉贤、青浦、松江、崇明、金山、嘉定、宝山、松江、闵行等，基本上都保留者固定的本地话，这些方言和上海市区话已有明显的不同，从口音上可以分辨。因为上海城区话的变化大，市区人难听懂郊区话，而郊区人却可以通过转音变调与市区人简单交流，从中也可看出，上海市区方言的巨变。

　　上海因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埠而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和当时全球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另外两个是伦敦和纽约)，也是当时全球四大名都之一,堪称东方巴黎。

　　1942年至1945年间，由于孙中山于1922提出的“大上海计划”的实施，使得嘉定、浦东、闵行、奉贤、宝山、崇明和南汇地方（如右图）一度在这段时间又并入了上海的郊区版图。而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国民政府在接手上海后未能接续计划，因而这些郊区又从上海的版图中撤离。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的行政划分调整中，这些地区才再次并入上海的版图。

　　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1843年上海开埠是起点之一的。以租界、华界为主体逐步发展成为远东第一金融中心，城市中的居民以“城里人”（祖上基本来自外地）、“上海人”自称，而原上海县城广大地区及周边农村的居民则被称为“乡下人”以示区别，这就是“上海宁/乡窝宁（“乡下人”上海话发音）”之争最初的起源。由于郊区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和大多数中国其它地方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两样，因而在市区人的眼中，他们不过就是些“乡巴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地位甚至还不如第二代苏北移民，所以“本地人”这个词其实是稍带有轻视性质的词眼。但随着现今郊区经济水平的发展、各个新城的建设、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上海移民因拆迁而移居郊区、以及1990年后新老上海移民的矛盾加深后，这类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原本两极化的差异也在慢慢缩小。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上海开发浦东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纷纷来到上海工作、生活。新移民和外来人员的部分区别在于籍贯地和老家是哪里的。这批新时代的移民当中很大部分是没受过基础教育的低素质人群。不过有些老移民认为：只有真正受过上海海派文化熏陶，讲上海话，拥有上海精神的才算是上海人。与此同时一些老移民也质疑新移民和外来人员中有一些低素质人群不仅破坏上海环境，而且行为举止不文明，还挤占廉价劳动力市场，穿着也肮脏土气不得体，破坏上海的城市形象。而一些新移民认为部分上海人以偏概全的看法是对他们的歧视，并且对老上海人逐渐形成反感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