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对“折中理论”（例如由马歇尔提出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新近提出的。该批评认为，折中理论没能认识到均衡的真正内涵。折中理论假设，现实条件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会达到那个状态。这个假设遭到了批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这里的情况和我们业已讨论的人口颇有相通之处，但更为突出，也更重要。在某个社会里，如果某一时刻有新的投资发生，资本化率就是将现货转化成未来收入的比率。
它是新增投资的“生产力”比率，是以下两种收入的比率：一、有待形成的资本品的年度价值收入；二、为创造该资本品所放弃的现货价值收入。
资本品数量的变化，只可能源于以下两种途径：要么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相互转化，要么是现存资本因维护不善而逐渐减少。储蓄和消费心理不会对即时利率产生显着的影响。在短期内，资本品的供给不是利率的函数，而是既成的事实。
心理变化会使人们的储蓄（或消费）多少有些变化。但是，与整个社会的资本品供需总量相比，这种影响微不足道。时间偏好比率决定了新资本积累的比率，并影响着未来的而不是当前的利率。由于储蓄有可能转化成投资，这促使个人将他的时间偏好比率向现行的生产力比率看齐。通过稍微增加个人的储蓄或者消费已经储蓄的资本，他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就算我们假设其他所有的条件都保持不变，在任何时候，对均衡调整所必需的时间也是难以确定的。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各个时期，只要社会条件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包括人们的心理、道德观念，特别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利率一直高于均衡水平。
资本稳定而快速地积累的事实，足以证明上述结论。假设对资本的需求以及其他情况保持不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达到平衡，取决于以下诸项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人们决定是否储蓄的比率。这一比率是人们参考实际利率和均衡利率之间的偏差（这里还要补上收入增加和储蓄心理成本减少两种情况的调整）而自主决定的利率。
第二项因素是，将新增资本应用于社会现存其他生产要素时，回报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速度有多快。从历史上看，其他因素的变化如沧海桑田，绝对不能称得上保持不变。人口的增长、新兴自然资源的发现，这些都加快了对资本的需求。当此巨变，利率反而保持稳定。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我们需要注意，技术进步通常倾向于使劳动和土地更加经济，并增加对资本的需求。
我们所能明确表达的均衡条件，产生这些条件的诸多事件的演变路径或者耗费的时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很可能是纯理论的，而且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完全没有执着于相信一定会有一条路径能够达到均衡。这一路径是否存在不会对理论本身的以及实用价值造成任何损害。这一点不言而喻。
如果洞察到人性的本质，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某人没被赋予指挥他人工作的权力，却要对后者行动的回报做出明确的保证，这根本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有悖常理的。另一方面，后一类人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保证，他也不会接受前一类人的指挥。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双重契约”，在历史上，它以规避高利贷法而着称。良好的判断一定意味着对自己和他人的判断抱有信心，否则整个系统将会陷于瘫痪。也就是说，无论对于自己的判断，还是对于他人的判断，无论是判断的种类，还是判断的程度，判断正确的次数要远远超过失误的次数。
上述之多重专业化功能产生的结果，就是企业和薪酬体系，它们是不确定性的直接产物。在剩下的研究中，我们的任务是考察这个现象，深入分析该现象的诸般形态，以及该现象和人类经济行为及社会组织的诸般关系。企业这个形式既非不可或缺，也非不可避免，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组织形式。但是，在特定条件下，企业所具有的特定的优势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承担经济生活的指挥责任，对这样的功能实施专业化，这就是企业的本质。企业的另一特征是，责任和控制这两大要素不可分离，这一点经常被我们所忽略。在企业制度下，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指挥着社会的经济行为。
上述分析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利率，而是资本化比率或交换比率。这里的交换比率指的是现期消费品和财产收入之间的交换比率，也是相对于其他投资机会的投资生产力比率。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社会里，为获取利息而出借资本，这个现象是否存在，我们还不太确定。作为一种机制或工具，贷款能够将生产要素价值的所有权和实物的所有权进行分离。做出这种分离的动机是，未来的变化会导致要素价值的不确定。就算这不是唯一的动机，也应该是主要的动机。
要素使用者有两种方式获得要素，一是通过租赁；二是通过贷款购买。如果要素的价值保持不变，或者价值的变化可以预测，不管用哪种方式都不会对要素价格产生任何影响，贷款合约和租赁合约可以相互替代。生产者借入资金，进行投资并转化成资本品。他投资的方式是，提前支付给劳动者、地主和资本家，以获得他们提供的资源。
资本的初始所有者究竟是自己投资，还是出租生产要素，或是发放贷款，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如果未来可以完全预知，投资将没有任何成本。不过，投资显然需要投入最起码的关注和辛劳。这使得投资毕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不同于简单提供资本。如果是这样，贷款和严格意义上的利息将会应运而生，采用的利率就是刚刚讨论的资本化或生产力比率（如果投资成本不能忽略不计，还要将它扣除掉）。
投资一经完成，投资收益就仅仅是资本品获得收入的问题。资本要素价值的计算方法是，将这种收入按现行利率进行资本化处理，现行利率由自由资本的市场决定。因为资本品能够大规模地再生产，它的价值不会与生产成本存在明显的偏差。
针对资本品的需求变化，资本品的供给做出适应的调整要耗费一段时间。对于不同的资本品，耗费的时间各有差异。如果某种要素完全不能通过投资再生产出来，它符合古典经济学对土地的描述。笔者的观点是，这类要素在实践中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因为，从长期看，土地与其他资本品并无二致。对资源勘探和开发做出的投资，和在其他领域的投资相互竞争，与其他投资的生产成本在主要方面基本相似。将资本品供给按照有无弹性以及收入的特殊类别（马歇尔的“准地租”）进行划分，这么做都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没有不确定性，这种分类都无关紧要。
根据发展因素清单，我们还要简略讨论剩下的内容。在静态条件下，我们假设这些因素保持不变。第四项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影响个人能力（劳动）的条件和影响资产的条件完全一样。这些条件都完全依赖于社会制度。
我们认为，获得收入的能力要么来自的财产，要么来自遗传。这样的判断来自我们的习惯。个人拿出现有的收入进行投资，开发出新的生产能力，不管这种生产能力是固化在他自己身上，或者凝结在资本品上，抑或是发现、开发出了自然资源，他并不必然应该获得这种生产能力的完全所有权（近乎没有限制的控制权，再加上全部的收益权）。
对于继承财产和遗传能力这两类情况，我们的态度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对于遗传的个人能力，我们理所当然地将它认可为产权；而对于继承物质产品形成的收入，我们却将之贬斥为“不劳而获”。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对待，我们很难解释得通。社会需要不断鼓励开发各种生产能力，也要鼓励对这些生产能力认真而有益的使用（社会需要认识到，家庭关系能够确保资产一代一代的连续使用）。
针对获得遗产的权利，还可以想出一些其他的办法来。不过，这些办法是否奏效，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正在加快限制产权（支配权和收益权两方面）的步伐。这导致在使用私有产权时束手束脚，依个人意愿工作的条件也被层层设限，大量的收入也借“社会”目标的名义被横征暴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