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处于一个全球转型的过程之中。这里的全球转型的含义主要指：一，各国内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二，在此背景下的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三，作为内部制度变迁和国际秩序这两者间连接物的各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的转型。这三者互动而形成的普遍性趋势，可被视为全球转型的总的态势。
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约10年内被大大推广、以“华盛顿共识”为基调、以西方模式为导向的全球转型，进入21世纪后，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逐步转化成为以主权加强为背景，以多元化的文明复兴为载体，以多样化的制度转型为主题，以多极化的力量格局为依托的另外一种全球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复杂的转变。
本文作者作为一个既经历过冷战结束前后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外秩序转型，又目睹世纪之交以来全球转型本的再次“转型”的一代学者，无不为之感叹。
眼下已进入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虽然大大小小危机接连发生，人类不断被警告存在巨大冲突的危险，但整个世界并不愿意轻率地被卷入类似世界大战的局面。面对如此形势，如作者这一辈的学者，会作何解释，又有何期待与警示？
本文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终身教授冯绍雷的新书《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
本书以世纪之交以来俄罗斯与大国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在此背景下欧亚地区一系列危机与世界秩序演进之间的关系。在此命题下，笔者侧重于考量各类危机的主客观动因、危机对于全球转型的 “再转型” 这一新取向的形塑、危机过程中观念与认知偏好的影响力、作为结构性功能的大国三边关系在危机应对中的作用，以及21世纪以来正在行进中的全球转型的阶段性变化与深层机理等问题，以此求索未来世界秩序演进的各种可能路径。总之，对于冷战终结后，尤其是对于世纪之交以来俄罗斯与大国关系作多方位思考之后，所获得的认知与结论，可以归结为两个词，也即“危机” 与 “秩序”。
对上述头绪繁多、事态复杂，而且是刚刚不久才发生的宏大现象与深层结构进程的综合性考察，一定会有不同的思考和描述方法。一种方法是就事论事、比较传统的白描式、事态记录式的写作。就国际研究而言，这样的写作方式并不陌生。另一种方法倾向于从既有概念或原则出发，设计一种逻辑自洽的叙事结构，然后按照这样一种方式对繁复的事态和进程进行选择剪裁。所得出的结论与初始的理念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在被研究对象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本书的选择与前两者有所不同：面对“危机与秩序” 这样一个颇感不自量力的选题，笔者倾向于以大体上是客观外在的事态与进程为依据，然后以主观参与的深层结构与趋势的分析为机理，在两者动态结合的基础上，以危机现象为分析重点，以全球转型为思辨的轨迹，探寻世界秩序演进的可能路径。
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和写作视角，本书尝试着提供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全书的第一篇专门探讨危机现象、当代转型、与世界秩序构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本书的主要角色俄罗斯和它对外关系中的主体、观念、结构、周期等基本问题进行一个大体铺陈。其余的第二、三、四、五各篇，是按照时间顺序，把作为表象的20多年来的欧亚地区危机现象的升级和转化，分成四个阶段加以叙述：第一阶段，从世纪之交的不断危机，到“9·11” 事件爆发；第二阶段，从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萌生；第三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美俄 “重启”、叙利亚战争，延伸到乌克兰危机；第四阶段，随着2016年特朗普参选与当选美国总统，经由2020年国际疫情、大国间关系戏剧性激变。直到2020年底美国大选中的拜登胜选，在此期间俄罗斯艰难地从东西均衡的外交路线，经乌克兰危机逐渐演化成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之后，终于决定向东方战略转移。这一段落尚未终结。
上述每一个阶段，其一，从形态上看，既有危机爆发频率和规模等级的提升，包括危机中心的转移；其二，从认知变化与战略政策互动的角度看，又有大国相互认知变化、以美俄关系为轴心的相互关系近乎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循环；其三，从国际演进中的焦点问题来看，全球转型也伴随上述大国关系的起伏，一步一步地向形塑世界秩序的主线趋近。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篇——第六篇，专门论述21世纪以来俄罗斯如何通过在大历史转换中的思想理念重新定位，为外交做出铺垫；并通过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多极化、基辛格学说这三种最具影响力的理念的分析和比较，展示未来的世界秩序演进可能因循的路径。而在结束语中，笔者提出 “全球转型调整期” 这一范畴，分析拜登执政后的俄罗斯取向，及其与诸大国的关系。
第一，当代的和平发展，究竟仅仅是一项政治宣言；还是一个经长期积累形成、由构建中的国际秩序所力图维系，并且是人心所向的潮流所支持的一个时代选择？同时，这也是一个需要精心维护方能延续的国际环境？离开了这个基本前提，听任各种盲目自发、激进极端势力折腾，当代世界秩序的稳定和改进，就无从谈起。
第二，从冷战终结后开始的全球转型进程，自世纪之交起，伴随着各种冲突与危机，正在进入一个 “再转型”的新的历史过程。在本书的叙述中，全球转型的 “再转型”是一个关键的、支轴性的范畴。这一进程无论从各国内部体制结构、未来国际秩序的构想，以及作为连接前述两者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来说，都呈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局面。因此，围绕着“再转型” 的动因、过程、所秉持的理念、外部结构与环境变迁，需要探讨整个国际进程究竟呈现了什么新的特征？
第三，这样一场大变局中，俄罗斯与中俄关系所处的地位受到怎样的趋势的激励与推动？中俄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又将导引出怎样一幅危机与全球转型之间相互关系的未来图景？
6月19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中右）在平壤国际机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新华社/朝中社
若干年之后，当人们回望2020年，最难忘的一定会是疫情中的生死煎熬，经济 “断链” 下的困顿失望，罕见的危机与冲突带来的焦虑、惊恐与期待，还包括大国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年终时刻颇具戏剧性的峰回路转。2020年，大概没有太大争议的是，将成为世界历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年份而被载入史册。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一年人类所遭逢前所未见的抗疫、世界经济与大国关系的综合性大危机，而且2020年的经历尤其带给人们的深刻启示是，人类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的和平、安宁的环境，实际上，是何等的来之不易。
2020年11月中旬，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已过多日，拜登胜选已定，特朗普仍不肯轻易交班。而全球疫情则进一步蔓延，人们不仅关注美国国内政局，尤其为大国关系的动荡而十分不安。此时已经97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就中美关系的现状发出了严重警告，他说：“除非美中有一些合作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滑向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就若干现象而言，这两个世纪交替阶段的确有着近似之处。首先，都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与科技高速发展。19世纪晚期物理学革命带动下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及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像20世纪末出现的信息革命和科技进步推动下的全球化进程。然后，科技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无论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还是百年后的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都不可避免地催生国家内部分化和国家间的激烈竞争。
尤其是这两个时段都存在着以下的共同之处，其一，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都出现了民族主义、包括平民主义的普遍崛起；其二，都发生了国际体系中原有的主导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其三，都可以看到全球称霸者往往只是沉湎于炫耀实力，而缺乏真正能号令天下的思想创新；其四，这两个时段都出现了大国结盟与伙伴关系的变换。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不光西方的英、法、德、俄等欧洲大国之间，而且地处亚太的日本、俄国、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发生变换。俄德结盟变成了俄法结盟；英德接近变成了英法结盟；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竟然会在一个较短时期内，把往昔相互之间敌对的三个国家结成以自己为敌的联盟。包括日俄战争期间打得你死我活的日本与俄罗斯，居然在战后几年中也秘密结盟。这就说明：帝国同盟已无 “神圣” 可言。无论是化敌为友，还是变友为敌，目的只是在博弈中胜出。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时期的国际关系中，似乎也或多或少地看到这种结盟与伙伴关系迅速转换。比如，美国与欧洲关系的疏离与重启，包括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动。
百年前的所有这些冲突和危机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迎来了一个导致数千万人丧生、战争与革命层出不穷的新世纪。这说明，只要存在上述危机和冲突现象，大战的灾难就会具有很高的几率。所以，基辛格这一警告非常重要而及时。
但是，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已经进入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基辛格没有解释，虽然大大小小危机接连不断，并且不断地被警告存在着巨大冲突的危险，然而，似乎现存的世界秩序依然是处于一个努力维持和平、避免大规模冲突的过渡状态之中，即使出了像特朗普这样独立特行的人物，大国间也面临擦枪走火的巨大风险，但是，整个世界还是不那么愿意轻率地被卷入类似于世界大战的局面。
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关键还在于百年前后的这两个新老世纪的转折时期除了上述的类似之处，但还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区别。
第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比，今天毕竟还存在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制。以安理会为标志的国际安全机制受到了巨大冲击，但其影响力还依然存在。在阻遏地区冲突演化为全球危机的过程中，其作用无可取代。虽然，关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组织的现状与作用出现了很大争议，但人们还在力争改革提升的机会。疫情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减免巨额国际债务的决定，世界银行也决定发放1000多亿美元支持抗疫。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疫情后恢复经济。世界贸易组织若能在维护多边合作的普遍意愿基础上恢复争端仲裁等关键功能机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若能在份额改革问题上有所突破，这将是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举措。这是在一战之前所完全不具备的历史条件。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等在危机动荡的考验之下，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第二，就在基辛格提出上述警告后三天，一个重要进程启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为RCEP） 最终由15国签署。RCEP不止是区域合作，也是一个全球重要进程。这一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被会免税，服务贸易水平也大大超过目前状态，同时为中日韩自贸区构建做了重要的铺垫。关键之点在于，RCEP并不是由中国所领导，而是由中国所大力支持、但由东盟首创主导的一个自由贸易区。人们似乎看到战后欧洲一体化逻辑的某种推广：德国崛起和欧洲统一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同时实现的。但是，亚太地区合作进程又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其一，RCEP并不是以欧洲式超越国家主权的所谓 “后现代方式” 推进——人们今天已明白无误地看到欧洲区域进程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无尽的遗患。其二，即使拜登执政后继续推行拉帮结派、打压中国的经济战略，亚太地区也将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局面，而不是由力不从心的美国主宰一切。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与伙伴国家共同签署RCEP协议后短短几天内，马上又主动提出准备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的动议；而就在2020年倒数第二天晚上的另一个重大进展：历时7年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终告达成。这进一步让世界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以及欧洲，超越藩篱，力争在一个动荡的世界走向多边合作的意向。无论今后RCEP、中欧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争取加入CPTPP等进程会面临怎样的艰难前景，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不可能具有的推动地区和全球合作的强劲意愿，还是可能降低不期而遇的重大战争风险。
第三，即使 “五眼联盟” “印太联盟” 等显示出地缘政治特性的新组合，包括北约企图 “印太化” 旨在遏制，或者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犹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坚持认为：“没有人愿意跟美国加入反华同盟。”而大量的居中间立场的国家，不愿意 “选边站”，从而激化对抗性的大国冲突。这成为牵制形势迅速滑坡的一个重要因素。百年之前的20世纪初，并没有这样具有影响力的处中间状态的群体选择，而是出现了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结盟对抗，这才导致世界大战。所以，选择群体性的结盟对抗，还是群体性的不选边、不结盟、保持中立，这是会不会导致全球对抗的又一关键背景。
所以，当前尽管也存在从危机转为战争的风险，但受到正在构建中的国际格局的制约。这里所说的“国际格局”不同于单纯制度和机制安排，还包括人心所向。总体而言的民意并不希望战争与革命，而更多希望和平与发展。这不像百年前的世界局势，人们更多地处于狂热的革命与战争的幻境中。最后，不幸地听任战乱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