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讲到，1950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滇军各部渐次灰飞烟灭而改编自原滇军主力国军60军的解放军50军，则将开始一段新的里程。（参见滇军战纪（4）：长春起义，滇军落幕）。而在下一篇战纪之前，我先插入一篇外传，从我几位长辈的经历，呈现滇军落幕之际的另一面历史。
三十年代初，云南大理的一个小县城的街头常可以看见几个少年横行于市。叛逆期的少年成群结队，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之类的事情大约是没少干过，令当地父老摇头不已。这个小帮派中为首的几位，其一叫甘泽，当地名厨的儿子，生性跳脱，颇讲义气，是小团伙中的大哥；另外一位罗宗藩，虽然只比甘泽小了两岁，但按辈分来说却是前者的表侄，他出身书香门第，那自然是满肚子的坏主意的军师了；还有一位杨协中，这个富农家庭的孩子，忠厚老实，且族中素有从军的传统，因此武力值不低，这当然是狗腿子加打手的不二人选。
他们横行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此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土匪出没，并无一处平静的地方。县境内也冒出了一股土匪，匪首大号张结巴。这股土匪肆无忌惮地啸聚在城中财神庙里，没事儿就出来抢劫一番，据说偶尔还杀几个人在庙中分而食之。匪患之下，官府束手，有门路的民众则纷纷外逃，市面一片萧条。罗、杨两家在遭到几次洗劫之后，家道中落，这两位自然也无心在街头浪荡了。
在1934-1936年间，甘泽和杨协中先后离开家乡，去到省立大理中学（今大理一中）念高中，罗宗藩则跟随被任命为云县县长的叔父去往云县继续学业。小团伙就此解散。
进入大理中学的甘泽继续着他的叛逆，当时流行的左翼思潮更为他的叛逆提供了理论依据。大约在1936年初，年方18岁，学业尚未完成的他便因为组织学潮而被勒令退学，遂前往昆明寻找出路。此时，他的另一个表侄，狗头军师的大哥罗树藩刚从昆华中学高中毕业，考上了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甘泽便借用这位表侄的高中文凭考入了云南军医学校（校址在如今的昆明连云巷一带，今已不存）。
刚在军医学校上了不到一年的学，昆明城便已经容不下甘泽同志叛逆的心灵。在这年年末，他便跟随一个去青海买马的商队北上，去往叛逆青年的圣地：延安。1937年初，甘泽来到西安城外，由于携带的赤色书籍被查获，他因此被关入了专门为收容前往延安的进步青年而设置的集中营（正式名称大概叫训导营之类）。幸亏此时已是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开始合作，否则那几本书恐怕会要了他的小命。1937年底，凭着家传厨艺当上了集中营的帮厨，偶尔可以出来采购食材的甘泽同志借机逃出了集中营，终于来到延安。在集中营耽误的大半年，使他没有在1937年7月之前来到延安，因此不能享受红军待遇，终生耿耿.......
虽然只是高中大学双重肄业，不过在当时也算得高级知识分子，况且多少还学了点儿医，这就更加珍贵了。他终于在抗大完整地上了个学（总算有学历了），随后在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从事卫生方面的工作，并在抗战胜利后跟随大军出关来到东北。
1936年6月，从高中休学的罗宗藩从云县来到了昆明，投奔他的大哥罗树藩。此时甘泽还未离开昆明，于是两位小伙伴在分别两年之后第一次重逢。据我的想象，大约是在罗氏兄弟和甘泽重逢的欢宴中，罗宗藩听说了还有借用他人的学历去考学的这种操作，于是再次借用了他大哥的学历考上了昆华高级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由于受到大哥罗树藩的影响，罗宗藩也开始接触革命思想，进而在1937年底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罗宗藩跟随一支出省抗日的滇军部队（从时间上看，这应该是58军)来到武汉，随即转道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此时甘泽同志早已毕业，两人没有见面的机会。
抗大毕业后，罗宗藩被分配到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任职于著名的《晋察冀日报》，最终任报社社长（总跟他不对付的总编则是日后飞黄腾达的张春桥）。甘、罗二人，分处烽火连天的太行山两头，大约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1946年5月，滇军60军184师在海城起义，为了改造这只部队，同为云南人的政工干部罗宗藩奉调前往东北。
1948年10月，60军在长春起义。九台整军期间，东北解放军几乎把辖下各支部队中的所有云南籍干部都调到了60军以加强领导。其中甘泽被分配到60军军部任职，罗宗藩则在当时的183师（整编后为50军148师）任团政委。
可以想见，在为调入60军的解放军干部召开的动员大会上，久违12年的甘泽、罗宗藩终于重逢。经过12年战火的洗礼，当年游荡街头的叛逆少年，如今已是意气风发的革命军人，比当年在街头打架斗殴时风光得多了。
三人小组中的杨协中是个老实人，当年甘泽被大理中学开除后，他继续老老实实地在大理中学完成了学业，1939年考入设在昆明的中央军校五分校炮科（由云南讲武堂改编而来，算是黄埔16期）。抗战后期，60军开始接受美式装备，炮科毕业的杨协中被分配至蒙自，在60军的美式山炮营任连长。1945年，他随60军入越南受降，并参加了次年初炮轰法国军舰的战斗。60军转运东北后，他升任60军军属炮兵营营长，1948年10月，随60军在长春起义。
起义之后，原先的60军军官全部送至东北军政大学学习，整整一年之后，1949年9月，结束政治学习的原60军近千名军官在湖北当阳重新回到南下途中的解放军第50军，杨协中被任命为148师美式山炮营营长。148师来源于原60军182师，这是台儿庄时期的60军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个师。也就是当年曾在蒲汪、青冈山怀揣着“生在云南，死在山东”的誓词与日军白刃相攻的那支部队。当阳，在这个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而著称的地方，同在148师任职的杨、罗二位意外重逢。久违15年，身处国共两党，这两位幼时的老友回首前尘，该有多少的感慨……
1950年2月，湖北荆门。春节刚过，50军上下正在为汉江治理工程忙得不亦乐乎，148师炮兵营营长杨协中接到通知，要他去军政治部交代问题，据说是有人举报他倒卖军资。杨协中内心忐忑，在旧军队的习气下，倒卖军资固然也是严重违纪，却也没人当回事儿，但解放军可是纪律严明，这下恐怕搞不好要掉脑袋。
垂头丧气的杨营长走进了军政治部，承认罪行还是矢口否认？是会被解职还是会枪毙？一大串问号令他头昏眼花，步履蹒跚。办公桌后，政治部的赵政委端着茶缸，满脸玩味地打量着头都快塞到了裤裆里的杨营长。清了清嗓子，他开始问话：
杨协中很心虚地抬起头来，然后有点发呆，这个人，有点儿象甘老大呀。不是说赵政委吗？”你是，你是？......
这两位少年时的同伴，高中时的校友，就这么尴尬地重逢了。这大概是杨协中这辈子最不愿说起的糗事，也是甘泽（投奔延安后改名赵澍民）这辈子最热爱提起的趣事。此时，甘泽32岁，杨协中29岁。
赵政委为久违13年的老友徇了私，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个讲义气的。他让杨协中暂时离开部队回一趟老家暂避风头，顺便帮忙打听一下家乡的情况。他与家中已是12年未通音讯，一年前在长春重逢时，罗宗藩曾告诉过他，在他离开云南的当年，他的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孩。而在罗离开云南时，听说那个女孩正得了天花，是死是活后来就不知道了。
这个生死不知的女孩，正是我的老妈。甘泽同志，自然也就是我的姥爷。而杨协中在多年后转业回到昆明，是我逢年过节必须探望的长辈之一。罗宗藩一直留在军中，最终在开封军分区政委任上离休。
几个月后，杨协中收到紧急通知返回部队，三个曾在洱源街头称霸一时的少年团伙终于聚齐在长江之滨。此时，军令已下，他们将一起奔赴朝鲜战场……
六十年代初，先父在位于滇池南岸的昆阳农村中搞“四清”，期间与当时借宿的房东一家成为了朋友，其中房东大妈还曾经给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姆，至今两家仍往来不断，算是世交了。
这家的男主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农，我一直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以“大爹”或“昆阳大爹”称之，直到为了写这个故事，才打听到他的大名叫做张树，一个普通的名字，一个普通的农民。
大约10年前的清明，给先父上坟后，照例在他家吃午饭。饭后闲聊时，第一次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当时听过也便罢了，但如今对滇军有了深刻了解后，再回想他的故事，不免百感交集。
张树在民国44年（1945）应征入伍，他自称完成简单的训练后当了炮兵，驻扎在蒙自。现在我知道，在抗战胜利前夕，滇军的炮兵部队大概都驻扎在蒙自，例如前文中的炮兵连长杨协中当时也在那里。
张树很快随部队入越南受降，记得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聊到这段的时候，老爷子浑浊的眼睛都明亮起来，对于并不了解高层斗争的底层士兵而言，那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经历。
接下来，老爷子从越南直接海运东北，进入了真正的战场。他讲述的第一次作战经历，发生在四平。四战四平是东北战场上著名的战役，记得当时从老爷子嘴里说出“四平”两个字的时候，自己差点儿跳起来——那是一种被沉重的历史砸在头上的感觉。谁能想到，在云南偏僻的乡间，一个几乎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老农，居然会跟你聊起八千里之外，六十年之前的四平之战？！
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老爷子已经记不清了，只说是一个夏天，炮兵张树和他的排长、连长一起在四平城外的一座小山包上观察敌情。他站在最低处，排长、连长则和他成一条直线沿山坡站立。此时忽听一身枪响，一颗子弹顺着山坡飞上来，从他的裤裆中穿过，击中排长的腹部，接着又击中了连长的脖子，他毫发无伤，而后两者则当场毙命。当时全连上下大怒如狂，架起美式山炮，把山下的敌军阵地轰了个稀巴烂。
根据他故事中的线索推测，他说的这次战斗应该是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三次四平战役，此役中，林彪完败于守将陈明仁。而张树所在的部队，无疑是在战役最后一天抵达战场，直接导致了林彪所部撤退的滇军93军。
对上一篇文章有印象的观众想必还记得93军这支部队，那么就可以想见，他下一个故事的发生地将更加血腥：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的锦州，那是93军最后的坟墓。
93军虽然是一只在抗战末期才编成的部队，并没有太多的作战经历，但却同样有着一股边地蛮子的悍勇之气，据各种资料记载，防守义县和锦州的93军给进攻部队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但不管怎么样，历史的车轮绝非一腔悍勇可以阻挡，1948年10月，东野主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而张树正是守敌的一员。战役刚开始，他所在的炮兵就早早覆灭，他是连里唯一的幸存者，随后被编为步兵，投入到残酷的巷战中。战役结束之时，他所在的步兵连又是全军覆没，只有他由于被俘而再次成为唯一的幸存者。记得他此时说了几个名字，大概是和他关系比较近的同袍，来自玉溪、晋宁、楚雄等各处。当然，都已阵亡了。
张树在被俘后很快被补充入解放军队伍，番号未知，可以确认的是，他的周围再没有一个云南人。大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征途乏善可陈，于是他的故事飞快的跳到了海南岛战役。那就是1950年3、4月间的事情了。
张树所在的连挤在一艘渔船里，向海南岛杀去。但这条渔船不知怎么就偏离了预定路线，孤零零地漂到了一座小岛上。而岛上，正有一个团的守军严阵以待。半天之后，当载有攻岛部队的渔船陆续到达这个本不在进攻路线上的小岛时，他的连已经全军覆没，他第三次成为了全连唯一的幸存者。
此后的张树，在广西、湖南一带的大山中参加剿匪战斗，落下了一身的伤病，大约在1955年转业回到家中。
回家后，张树重新成为一个普通农民，由于曾经当过国民党兵，他后半生的遭遇可想而知。他的讲述是用这样一句话结尾的：“如果当时被打死掉就好了.......”
上面这几位长辈的经历，算是见证了滇军谢幕和新生的过程。在20世纪上半叶那个动荡不安、遍地战火的时代里，所有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偶然，死去固然是偶然，活着又何尝不是。历史就在人们的悲欢离合、生死存亡中沉重地行驶，毫不理所当然地走到了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大概也只能是是铭记和珍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