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监护层次上，改变原有的单一局面，借鉴日本改革后的新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做法，突破传统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界限，而是按被监护对象的具体判断能力程度而设立监护、保佐、辅助三种的等级的监护制度。如对精神处于严重丧失状态者可实行监护，对严重心神耗弱者实行保佐，对老年痴呆症、身体障碍者实行辅助。其中监护的职责最重，保佐其次，辅助更次。

　　3、承认意定监护的效力。所谓意定监护，指被监护人在具备完全判断能力的情形下，预先确定某人作为自己在欠缺判断能力时的监护人。成人意定监护的效力，正是“尊重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的体现，也充分体现了民法对私法的尊重与保护。引进意定监护制度，丰富了我国监护类型的种类，它与现有的法定监护一起，共同发挥着对被监护对象的人身与财产之监管功能，“真正实现了监护的主动与被动保护的统一”

　　这样使得监护制度从整体上更多地尊重被监护人的意志，更细致地区分被监护人的需求，为生活中的弱者提供更人性化的保护和支持，确保他们与常人平等地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增加监护人的权利

　　长期以来，我国监护人一直处于义务多权利少的不平衡状态。《民法通则》第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条等法律条文规定了监护人的多项职责，但对监护人享有哪些权利却没有明文规定。正是由于监护人履行职责没有相应的权利保障，使得监护成了“吃力不讨好”的负担，还可能有人身及财产受到损害之虞，导致实践中监护人难找，监护人不尽职的老大难问题，最终影响监护制度应有的作用。因此，在重新整合监护制度之机，应适当增加监护人的利益，使监护人在承担义务之机享有对应的权利，以此为驱动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动力。

　　一为无偿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监护是无偿的社会义务，监护人无法从中获取报酬，如前苏联和我国；

　　二为有偿原则，即认为监护是一项有代价的职责，履行了职责就应该获得报酬，如美国和瑞士；

　　三为补偿原则，法律规定监护是无偿的，但鉴于监护人付出监护劳动的艰辛及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而由监护权力机关决定给予监护人适当的报酬。如德国、法国和日本。

　　由此可见，像我国实行绝对无偿原则的国家毕竟是少数的。监护人为履行监护职责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再由其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监护人显然违背了民法公平合理的原则，对经济困难的监护人而言更是如此。长期以往将严重打击监护人的积极性。我国1996年发生的闻名全国的“周璇遗产纠纷案”，其判决结果对监护人黄宗英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未来立法中，我们应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民法的规定，赋予监护人获得报酬请求权， 考虑实际情况给予监护人津贴或者法院认为适当的报酬，使监护人在精神、物质两方面都能得到一定的补偿或满足，从而充分调动其履行职责的积极性。这样既兼顾了监护人的利益又不至于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使监护制度规定更具人性化。

　　监护人由于智力、体力的相对欠缺或其他客观原因而难以为继监护职责时，法律应赋予其辞任权或拒任权。总结各国立法关于辞任或拒人的正当事由包括监护人年高、疾病、残疾、远离被监护人或已担任多项监护事务，及社会工作过于繁忙等等。鉴于此，建议我国规定监护人如有以下事由时可以要求辞任或拒任：

　　这样既有利于减轻监护人的负担，又能尽量避免因监护人的原因使被监护人的权益受损。

　　我国监护制度没有明确规定监护的期限。在实际生活中，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以18周岁为限。但对精神病人的监护往往无限期，成为监护人后需要履行监护义务直到被监护人康复或死亡。长时间的监护责任极其繁重，而其他潜在的监护人却处于闲散状态，极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立法应对监护期限给以明确界定，既有利于对被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又不至于对监护人造成过重的负担。国外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法国民法典》第491-1条规定：“除夫妻、直系卑血亲及法人外任何人无权对一成人的监护超过五年。期限届满，监护人要求替换，并应予以替换”。《瑞士民法典》第415条规定：“监护人通常任期两年；监护人任期届满，经一般认可，继续留任两年；监护人连任四年后，有权拒绝继续连任”。德国的监护期限经过92年修订后确定保护人的任期最长为5年，最低每隔5年要重新选任。以此作为参照，可规定我国的监护期限为5年，最多可以连任两任，之后须重新确定监护人；其他暂未行使监护权的监护人有权对在任监护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在确定轮流监护人人选时应从有利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