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让他立刻后悔起来，不停纠结。“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呢？”他揉揉一头乱发，“我们那时候也怀疑过网约车司机是他们一伙的。但我当时该试试的，为什么没想到呢。”

　　7月11日上午7点，章军在灰暗的酒店房间里醒来。他接受媒体采访到凌晨2点，直到5点才迷迷糊糊睡过去，3个小时时间里，他通过了微信当天收到的所有好友申请，阅读了几乎所有消息。但是并不回复。从子欣失踪、他发出寻人启事并且留下电话号码后，他的微信已经新增好友600多人，电话短信几乎一颗不断。

　　早上8点有一场约好的采访，一个小时里，章军的手机几乎没有安静过。他拿出手机翻给记者看，屏幕上不停弹出好友申请提示，仅仅从5点到8点，就又有33个新的好友申请，未读信息提示已经变成一个省略号。章子欣失踪第五天，社会关注度仍未下降。在梳理整件事经过时，除了对梁、邓二人的分析，矛头也指向了章家诸人。

　　众人的质疑从章家爷爷奶奶答应租客带走孙女，到女童被带走第二天父母仍如期办理离婚，再到家属拖到她被带走第五天才报警……报警当天，章军和姐夫王辉开始在朋友圈发寻人启事，并且印刷传单四处粘贴，在寻求社会帮助的同时，他们也必须面对社会的反问。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让孙女被带走？孩子母亲是否有重大嫌疑？5天时间才报警是否还有其他内情？章军的姐夫王辉亲自上阵，在网上回复质疑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太多太汹涌，没多久他就发现，光靠自己一条一条争辩，根本无能为力。

　　章军和王辉接受了几乎所有媒体的采访要求，一次次地在镜头前解释。他们不讳言后悔，坚定相信孩子妈妈和此事无关，同时乞求众人放过孩子的爷爷奶奶。但在事情水落石出前，这一切都不会轻易散去，可随着梁、邓二人自杀，子欣失踪，事情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么？章军不敢想。

　　在离开象山之前，章军仍像之前每一天上午一样，早早到发现女儿市民卡的“观日亭”海边徘徊。他每走一步，身后都跟着无数相机和摄像头，事实上，在事发之后，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他接受每一个采访，回答每一个问题，在过去的5天里，这样重复的行为，已经做了上百次。

　　他似乎不懂得拒绝，也害怕让别人失望。但是在某个间隙，他越过某块礁石，回头的一瞬，脸上的神情迷茫而脆弱，甚至有无所适从的尴尬。这些微妙的情绪和失女的疼痛焦虑杂糅在一起，难以区分，亦泾渭分明。

　　“我一边希望在这里找到孩子，一边希望千万不要找到，找到就说明没有希望了。”姐夫王辉每天陪着章军，他虽然不是孩子的父亲，却作为家人，与他一起感同身受地经历着这场噩梦，“我常常觉得有的事发生好久了，但仔细一算，原来只是昨天。”

　　失衡的不仅仅是时间感。在悬而未决的谜团里，在遍寻不得的焦灼中，这个家庭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里，每个人都抱有极大的自责。“孩子爷爷奶奶常打电话来，一接通就哭。我老婆一直猜测，孩子会不会被冲到其他地方，被人救起来了，可能失忆了？可能受伤了？总之她不敢去想最坏的结果。”王辉摇摇头，“相比在这里（象山）找到，我也宁愿不要找到都行。那我们可以一直猜想，她总还在哪里活着。”

　　但章军不这么想。他坚定地希望获得女儿确切的消息，无论生死。“如果找不到她，那我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一直找她了。”子欣到底在哪里？他害怕噩耗，但更害怕接下来的余生，会一直为这个问题不得安睡。

　　从7月4日到7月7日的4天里，梁和邓并未如此前所说的“带孩子去上海参加婚礼当花童“，他们从淳安南下，往福建漳州而去，在马銮湾拍下了孩子在海边玩耍的视频，凌晨4点出发去往汕头，然后又继续往北走到宁波象山。回顾他们的路径，这是一条明确的“寻海”之路。这个要求如此明确，甚至曾误导他们打车前往实际上是一个森林公园的“海上长城”。

　　7月10日凌晨，王辉梦见侄女在水中挣扎，咕咚咕咚求救：“姑父、姑父。”他从噩梦中惊醒，转头看窗外，天已经快亮了，而章军躺在床上，仍未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