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也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本于道教。从该俗的实践看，做七既请僧众诵经，也请道士诵经，而民间关于做七由来的种种解释，多与道教的地狱结构及功能的宣传相吻合。清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二还结合做七习俗起于元魏、北齐的历史背景来对此论证：“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他还引证《韩琦君臣相遇传》：宋仁宗驾崩，英宗初即位。光献太后对宰臣韩琦说：“当初立他(指英宗)为皇太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这个引证别有深意——众所周知，宋朝自太宗以后，道教一直备受尊崇，到真宗时更受到无与伦比的偏爱，还出现一个所谓“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成为赵宋皇家的祖宗，从而使道教跃居“国教”地位。如果做七是佛教所创，很难想像会替已故皇帝行此奠仪的。

　　还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源自先秦时代的“魂魄聚散说”：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一腊而一魄成，故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以七日为忌，一忌而一魄散，故人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做七的意义就是祭送死者。此外如天以阴阳二气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演生万物，谓“七政”，人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故天之道惟七，人之气亦惟七；以及《易·系·复》曰“七日来复”，《礼记·檀弓上》日“水浆不入口者七日”，都是本此道理而来，也都是后世做七习俗的信仰内涵所在。不过这些观念和旧礼又是怎么具体变成做七习俗的呢?仍是一个迄今无人作出说明的疑问。

　　还有人推测，做七习俗的原型是“虞祭”，即周代时“国人”于父母葬后迎其魂灵于殡宫的祭祀仪式，“虞”就是“安”的意思，即使亡者之灵得到安息。按礼制规定，举行虞祭的时间和次数因死者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士之丧三虞，大夫之丧五虞，诸侯之丧七虞，每次虞祭皆以七日为期。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大夫都僭用诸侯的七虞之礼。再往后，秦并六国，改朝换代，只要有条件谁举办七虞都行，最终流变成了通行民间的做七习俗。

　　上述诸见以及相互间的驳难，各有一定的根据和理由，可见做七的起源与涵义之谜，仍有待继续剖析。

　　做七是民间常见的祭奠习俗。其大致内容是：人死后,每隔七天由亲人为其摆一次荐宴，烧一回纸钱，前后共七次，至七七四十九天止，使其灵魂得以顺利超度。

　　亦称“斋七”、“理七”、“烧七”、“作七”、“做一日”、“七七”等。旧时汉族丧葬风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即人死后（或出殡后），于“头七”起即设立灵座，供木主，每日哭拜，早晚供祭，每隔七日作一次佛事，设斋祭奠，依次至“七七”四十九日除灵止。此俗汉代尚无记载，大约与佛教传入中国有关，南北朝时已多行之，后世沿而不改。佛教《瑜珈论》谓人死后，为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如七日终，不得生缘，则更续七日，至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以故有“七七”之期及逢七追荐之俗。一说，人初生以七月为腊，一腊而一魄成，经七七四十九而七魄具；死则以七日为忌，一忌而一魄散，经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泯，此为道教魂魄聚散之说。第七个七日，民间又称为“断七”、“尽七”、“满七”。比较受重视的是头七、五七与尽七。《北史.胡国珍传》：“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北齐书.孙灵晖传》：“（南阳王）绰死后，每至七日至百日终，灵晖恒为绰请僧设斋。”《牡丹亭.遇母》：“空和他做七做中元，怎知他成双成爱眷？”《儒林外史》第五回：“自此，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又第四回：“光阴弹指，七七之期已过。”参阅明田艺蘅《春雨逸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