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新技术与新人文的互相融合与融通应该是数码时代艺术发展的光明前景。创作者如何选择和应用数码技术这把双刃剑，对文学艺术审美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在新媒体语境中，需更加重视深度思索和反思思维的作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环境和“后人类”媒介技术的“暴涨”，审美如何面对、应对和有效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确实是一个亟须讨论的话题。
美学以人的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以使人自觉建构起审美意识和获得审美能力，确立起人类文化的审美价值体系。美学的核心是人，审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完善人类自身，使人变得高雅和有品位，以促进人类文明水平的提高。审美精神的宗旨在于实现灵魂净化，升华人的境界；真正的审美意在使人知觉到人之崇高和尊严的意义，实现美好和谐的生活。只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坐标，以人的精神家园为依归，审美才不会“走形”“变味”，美学才能大有作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介”“多媒体”“全媒体”“跨媒介”“互联网”“数字技术”以及“元宇宙”“后人类”思想，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或“塑形”日益加深，文学艺术的创作/生产、接受/消费、传播/营销也日益走向社会化，社会发展的边际效应和连锁反应正在文学艺术领域链条式展开，文学艺术“得风气之先”的“穿透性”效应日益被娱乐化风潮所影响。
随着“互联网+艺术”平台的诞生，审美趣味转化为可公开的指数，成为可供人观察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新媒体好像带来了真正展现个人审美趣味的时代，不论对艺术家还是对非艺术家来说，“互联网+艺术”赋予了个人审美趣味全新的用武之地，创造了它可以“变现”的价值。事实上，在日新月异和光怪陆离的新媒介时代，当代文学艺术面临着诸多变数，新媒介正在全面重塑已有的审美经验。简言之，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环境和飞速发展的媒介技术，当代文学艺术如何面对、应对和有效“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确实是一个大话题。基于以上认识和定位，应该加强和扩展相关的专项研究和综合研究：首先是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提升民众的互联网与新媒体使用常识；其次是在有力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上，多层次、多维度推动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正向塑造功能。
审美精神对于当前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以及更长时间的文化发展都很重要，它面对文学艺术、新媒介和审美经验三大领域，而这些在当前和未来都是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领域。我们应该意识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介文学”崛起，其基点是互联网平台与互联网思维，与“文学性”的关系并不大。“互联网”文学商业价值倍增，而其审美性却并不乐观。
在文艺领域，媒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由话语文化形式向形象文化形式的转变，在摧毁传统文化秩序的同时，也消解着艺术传统对意义的深度追求。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认为，人是一种时间性存在，时间是人的精神肉身，时代的加速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时间的改变，更是精神和心灵结构的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人大多在“压榨”自己的时间，因为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人们就不得不去学习新的技能；每天的时间变得不够用，人们变得越来越忙碌，借助各种互联网终端见缝插针式地“刷屏”“读图”“看短视频”等。
互联网的互动性质让审美活动的单向传播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即时的互动和多向传播。这种宽容度极高的网络环境，一方面确实激发了互联网的社会活力，拓展了价值创造和文化创意的新路径。但另一方面也带来文艺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审美茧房”效应被不断强化等问题——艺术生产日渐深入大众日常生活，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形式上赋予了民众平等的审美权利，给了民众一致的信息投送和反馈。
毫无疑问，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学习娱乐、即时沟通、获取信息等的重要方式，但网络沉迷、信息泄露、网络攻击、网络暴力等问题也深深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网络治理的重点问题。与此同时，自ChatGPT于2022年底问世以来，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也引发了外界对于技术滥用的担忧。情感多变的人类时而会出现犯错和误判等情况，拟人化机器人没有影响决策的偏见或情绪，可以快速处理大量数据以作出最佳决定，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人类和AI一起工作可以创造一种“有效”的协同作用：AI可以提供无偏见的数据，而人类可以提供情商和创造力，两者“有效”合一就能作出最佳决策。当前，人工智能正大踏步地向“通用人工智能”迈进，其相应的社会应用前景无限广阔且“看上去很美”。未来世界的“强人工智能”才是人们真正期望的，它能够像人类一样学习、推理和解决问题。
从理性角度讲，AI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需要为快速发展的AI领域设置“监管护栏”，为娱乐创意工作及其他行业提供保护。人类在发掘AI潜力时应谨慎行事，目前，中国、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在拟定管制人工智能的法规，这些政策制定者除了制定法规管制人们使用人工智能之外，也应该思考如何利用技术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连锁问题，特别是AI科技与人类智识的共存到底属于进步的创造还是欲望权力的延伸，是智人“赋能”还是自我“罢黜”这类终极性问题。
人民群众精神素质的提升，首先是指文艺创作要在表层意义上与物质世界相对的精神世界深耕，其次是指在更深层意义上对媒介技术研发者、大众传播管理者与使用者等各方的高要求，对最终实现民众精神成长、民族精神富有的高期待。这其中就涵盖了针对我国文艺发展的国家治理和文化治理，以及面向广大民众的喜剧美学启蒙和传媒素养提升，是有效作用于创作原初动力、大众审美品位、文化事业建设的根本所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应充分、科学、合理利用现代先进科技，特别是“迭代”发展的数字媒介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融通全球文明涵养、重塑文艺教化功能，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市场制度管控、民众素养提升等多层面互补共享的文化治理格局。这既是一项艰巨的民心工程，也是新时代数字文明建构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美好愿景。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