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全国范围内的吏部定期考核（古称“大计”）中，同为江苏省内的武进知县和常熟知县，在考核中被列为一等卓异。

　　常熟知县则被提拔为浙江嘉兴府通判，官至正六品，相当于现今地级市分管民政、财政的副市长，但不兼任市委常委，为一般副市长。

　　至此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明明同样都是一等卓异的考核成绩，同样是七品知县的出身，为何武进知县能够连升数级成为正五品的知州，而常熟知县却只得了个正六品的通判呢？

　　要知道正五品与正六品之间的差距，可不是简单的“五”与“六”的差别，这是很多清代官员几代人都难以跨越的鸿沟。

　　其实清代的知县在晋升过程中，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影响着最终的晋升结果的，像武进与常熟这两位知县的情况，在整个清朝也是很罕见的。

　　经过我国数千年以来各个朝代的不断完善后，不少学者认为清代的官制是封建社会最成熟的，每个岗位的晋升制度都有明确的规定。

　　六部主事、都察院都事、都察院经历、大理寺左右评事、太常寺博士、中书科中书、通政司经历、通政司知事、銮仪卫经历、京县知县、外府同知、直隶州知州、散州知州、外府通判。

　　这样看来，知县的晋升渠道的选择还是十分多样化的，但是从乾隆时期开始，知县到京师任职的这条路基本已经被斩断了。

　　如此一来，留给清朝知县的晋升岗位，便只剩外府州同、通判、直隶州知州、散州知州，这几个屈指可数的岗位可供选择了，其中又以州同、知州、通判为主。

　　因此前文提到的武进知县晋升为宁都直隶州知州，常熟知县晋升为浙江嘉兴府通判，都是符合清朝的相关规定的。

　　其实清代知县的晋升难度是十分巨大的，要知道清朝在鼎盛时期，同时在职的知县曾多达1300多位。

　　而上千名知县中，能够在整个任职生涯中，有机会晋升个一官半职的知县，则是寥寥无几，绝大部分都是在知县的位置上待到了退休。

　　清代知县的晋升涉及很多方面，除了最基本的政绩外，像从政经历、出身、政治背景等很多因素，都是决定一个知县能否走的更高、更远的关键。

　　只有在各方面都十分优异的知县，才能在清朝每3年举办一次的“大计”考核中，获得相应的晋升机会。

　　在这场考核中，首先考察的就是各知县在任职期间的政绩，说白了就是有没有做出一些利国利民的事迹出来。

　　钱粮方面，只要知县在任职期间没有出现拖欠赋税、府库亏空的现象，基本就算合格了，如果府库还有盈余，这无疑是个加分项。

　　关于刑名的考核，指的就是官员在刑罚方面的表现，如果管辖范围内没有出现久拖不决、冤假错案等案件，在刑名方面便算是合格的。

　　但是政绩考核的主观性比较大，如果考核人员刻意刁难，那就总能找出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而这便能改变一个知县的命运。

　　知县晋升还有一个硬性规定那便是——俸满，意思是官员如果想要晋升，必须在任职期满足一定年限后，才能按例得到晋升的机会。

　　在清朝中原地区的知县就必须任职满5年后，才能在“大计”考核之年，得到一次晋升的机会，如果任期不够一般来说是不能参加“大计”的。

　　这其实和现在很相似，很多公司的晋升制度也是如此，比如实习期满，并通过相应的岗位考核后，才能得以晋升。

　　这里的“出身”简单来说就是官员们的“学历”，像进士出身的知县就十分受上司的赏识，他们也更加容易受到提拔。

　　但像举人、贡生、监生这类出身的知县，则是处在不上不下的位置，除非在任职期间有十分杰出的政绩，或是有贵人相助，那么他们晋升的机会则是十分寥寥。

　　至于通过捐纳途径才当上知县的这类人，在朝廷本就对他们限制重重的情况下，往往还会受到其他同僚的轻视，毕竟他们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官。

　　其实地方知县只要在清朝每三年举办一次的“大计”考核中，取得一等卓异的成绩，就会被按例进行升迁。

　　因此清朝每三年一次的“大计”，对于积极进取者来说，是一个“鱼跃龙门”的机会，对于浑浑度日者，则是一次惊险无比的经历，可谓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他们之所以最终晋升的岗位不同，其实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当时武进是当地的首县，而常熟则是排名较为靠后的县城。

　　从武进和常熟这两位知县的晋升历程，我们得以管中窥豹的了解到，清朝当时的官员晋升制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